睢县扫码风波，健康码如何回归健康初心？

“请出示您的健康码”——这句话曾是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人最熟悉的“日常问候”，小小的绿码，是出入公共场所的“通行证”，更是连接个体健康与社会安全的“数字纽带”，近期河南睢县发生的“扫的健康码”争议，却让这个承载着特殊意义的数字符号，再次陷入舆论漩涡，当“扫码”从防疫必要之举异化为某些场景下的“过度要求”，我们不得不思考：健康码的边界在哪里？如何才能让它在守护健康的同时，不偏离“便民”与“法治”的初心？

从“防疫利器”到“争议焦点”：睢县事件暴露了什么？

今年年初,睢县部分居民反映，在进入小区、超市甚至部分村庄时，被要求扫描“睢县本地健康码”，而非全国通行的“通信行程卡”或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健康码”，这一差异引发了不少困惑：全国统一行程卡已能精准展示行程风险，为何要重复开发本地系统？更有人担忧，本地扫码是否存在数据过度收集、信息泄露的风险？

睢县的案例并非个例,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，部分地区为“强化管理”，擅自增设本地扫码平台、扩大扫码范围、强制关联个人信息等现象时有发生，有的地方要求扫码填写详细住址、联系方式，甚至无关的健康状况；有的将“扫码”与各类福利挂钩，“不扫码就不让进”“不扫码就不给办事”；还有的将扫码数据用于非防疫目的，如基层考核、商业营销等，这些行为不仅增加了公众的负担，更触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“红线”，也让健康码的“健康”属性打了折扣。

健康码的“初心”与“边界”：技术工具不能偏离“人本”内核

健康码的诞生,本身就是科技防疫的一次创新实践，2020年疫情初期，依托大数据通信行程和核酸检测数据，健康码快速实现了对风险人员的精准识别，为“动态清零”提供了关键支撑，它的核心价值，在于“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防控效果”——通过数字化手段减少人员接触、快速阻断传播链，同时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正常出行与生活。

任何技术工具都有其适用边界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等规定，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“最小必要”原则，不得过度收集；疫情防控中收集的个人数据，不得用于与防疫无关的目的，睢县部分场景下要求扫描本地健康码，若缺乏充分的必要性依据，就可能涉嫌“过度索权”；若本地系统数据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更可能引发信息泄露风险，健康码的“健康”，不仅在于对疫情风险的“精准画像”，更在于对个人权利的“尊重守护”——当技术工具异化为某些部门“层层加码”的借口，或成为“数字形式主义”的新载体，便违背了其诞生的初衷。

让健康码回归“便民”本质：需制度约束与技术共治

健康码的争议,本质上是“防疫效率”与“个人权利”“技术便利”与“数据安全”的平衡问题，要让这一工具真正服务于公众健康，需要多方合力，为其划定清晰“轨道”。

制度层面需明确“权力清单”，各地应严格遵循国家关于疫情防控的统一部署，不得擅自增设“土政策”，对于确需本地化管理的场景，需通过合法性审查，明确数据收集的范围、用途和存储期限，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监督，对于“层层加码”“过度扫码”等行为，应建立快速纠错机制，让“有权不可任性”成为刚性约束。

技术设计需坚守“最小必要”，健康码的开发与迭代，应始终以“便民”为核心，减少不必要的个人信息填报，推动全国数据互联互通，避免公众重复扫码、多头填报，要强化数据加密和安全防护技术，明确数据使用权限，严防信息泄露或滥用，让公众“扫码无忧”。

公众监督需形成“共治合力”，当遇到不合理扫码要求时，公众有权拒绝并举报，媒体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曝光违规行为；相关部门则需畅通反馈渠道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让健康码在阳光下运行。

健康码的“温度”，在于守护而非“绑架”

从疫情初期的“应急之策”到如今的“常态化工具”，健康码的演变，折射出中国数字化治理的进步，但技术的价值，永远取决于使用它的人，睢县的“扫码”风波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：任何创新工具都不能脱离“人本”内核，疫情防控更不能以牺牲个人权利和便利为代价。

当我们在商场、车站、小区再次举起手机扫码时，希望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绿色的“通行凭证”，更是一个对公众权利尊重、对数据安全负责、对民生需求有温度的治理体系，健康码的“健康”，最终要回归到“人的健康”与“社会的健康”——这，才是它应有的初心与归宿。